据《东方早报》报道，近年来，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时常出现，城管似已成为“暴力、野蛮、傲慢”的代名词。这里的主因是城管自身素质问题，还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漏洞，抑或还有其他原因？日前，早报记者专访上海市城管执法局执法协调处副处长张妮娜，希望借此在众多城管负面新闻报道之外，给公众多一个了解真相的窗口，也给政策决策者多一个认识并解决问题的视角。早报记者吴洁瑾
编制只考虑城市人口
东方早报：近年来，上海城管在执法时遇到过哪些比较明显的困扰？
张妮娜：比如执法力量与工作量相比远远不足。上海正式城管队员的编制是按照城市人口的万分之二左右来配比的，但在一些地区，临时外来人口有很多。如松江九亭镇，城市人口约3万，加上外来务工人员总人口数则约30万，但有正式编制的城管队员只有十六七个，根本管不过来。
东方早报：城管要管理多少事？
张妮娜：目前上海城管需要执法的事项多达170多项，涉及10个部门，而且很多部门还在不断地把更多更杂的执法事项移交给我们。
东方早报：执法时还有哪些困扰？
张妮娜：困扰还来自各个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不理解和不支持。比如说城管摊贩觉得“你怎么能打碎我的饭碗”；有围观市民认为摊贩带来了便利不能取消，有市民觉得摊贩污染了生活环境，还有市民觉得摊贩很可怜，不问理由就“打抱不平”。
东方早报：最近几年城管队员遭遇暴力抗法的情况多吗？
张妮娜：还是很多的，从2008年到2012年年底，全市城管队员共遭遇暴力抗法达7100余起，受伤队员2999人，其中重伤队员有93人。
东方早报：像这种人身伤害都能得到赔偿吗？
张妮娜：很难得到赔偿，特别是轻伤的时候，一方面摊贩本身米乐米乐体育中文官网条件就不好；另外一方面，目前城管的法律地位还得不到有效保障。
发生暴力抗法时，通常会拨110求助，但公安部门常以民事纠纷来处理暴力抗法，而不是妨碍公务罪。
鲜花执法不如规范执法
东方早报：城管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如何看待城管的舆论环境？
张妮娜：我觉得至少在上海，媒体对城管的报道还是比较客观正面的，舆论环境并没有恶化。
虽然有压力，但能把那么多尖锐的东西放到面上来说，我觉得反而有助于加快城管的执法规范、法律地位、制度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东方早报：有些城管担心正常暂扣摊贩物品时，可能就被围观市民拍下来传到网上。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张妮娜：这种心态有助于强化队员的文明执法。但也有一个新问题——这几年我们更多地强调不要随便暂扣摊贩的东西，要以教育劝阻为主，虽然直接矛盾冲突少了，但对于摊贩的威慑力也少了，让很多摊贩觉得“反正你也不会收我的东西，那我就继续摆摊”。
东方早报：武汉城管最近几年推出了“鲜花执法”、“眼神执法”等新执法方式，上海会考虑借鉴吗？
张妮娜：从目前来，可以说武汉城管的这些创新执法“收效甚微”。我觉得上海城管还是坚持依法履职、规范执法，同时呼吁加强管理，从源头来解决问题。比如说，部分区县推出的钟点市�。Ч秃芎�。
城管不像公安有“爷爷”
东方早报：前面说城管缺乏法律地位和制度保障，具体指哪些？
张妮娜：目前米乐米乐体育中文官网城管部门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没有一个像公安部、工商总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就像别人都有“爷爷”但城管没有。这也导致米乐米乐体育中文官网从上到下没有一套垂直管理的统一体系，各地城管的执法事项、权限都直接由当地的人大决定，导致各地城管不论是主管部门还是编制、执法权限都有很大不同，即便一个省内也有好几个模式。
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城管法》。就上海来说，与城管相关的最完整的就是去年出台的《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但也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地位。
对城管来说，只有对物的管理控制权，但没有警察那样对人的控制权，这使得城管在执法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执法矛盾也容易激化。
东方早报：这是否意味着城管现有的权力需要某些改变？
张妮娜：的确，比如像美国，根本没有城管，处罚占道设摊的就是警察。国内像北京城管执法局的局长，就是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长兼任的。另外，北京城管执法局还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局，但在上海等国内大多数城市目前还没有完全独立。
东方早报：怎样提升城管的整体素质和形象？
张妮娜：有很多，比如市区两级城管每年都会分类、分层举办培训班；再比如市区两级城管都设有督察队伍，今年已督察城管队员25634人次，发现650人次存在问题。另外，这两年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教育活动，比如今年专门针对部分队员慵懒散、不作为、推诿的情况，开展了“治庸、治懒、治散”的百日作风纪录教育活动。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