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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应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研体系日益完备，整体水平正处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跃升期。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仍在阻碍着科技创新，特别是，作为创新能力的核心载体，科技人才所受到的各种束缚依然没有完全松绑。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本版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科学家收入、科研指挥棒等热点话题，与您一起探讨如何拆掉影响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篱笆，更好地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
“每个月只能算计着过日子。我甚至一度怀疑像我这样十年寒窗有什么意义”
两年前，王林博士毕业，进入北京某研究所工作，从事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研究。
当时，同学和朋友们都很羡慕他，觉得这份工作既体面又实惠。王林自己也很满意，当科学家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
然而工作两年后，王林就想打退堂鼓了。原来，他在北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抠抠索索，根本谈不上“体面风光”。
王林所在的研究所和绝大多数研究所一样，不给科研人员解决宿舍，只按月给住房补贴，让他们自己去租房。按照职级，王林每月领到的房补是1000元。“加上这1000元房补，我每月工资是7000元左右。”
为了上下班方便，王林和妻子在研究所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月租金4000多元。“每个月仅房租就花掉了我大部分的工资，再扣除一些必要的开支，就所剩无几了，只能算计着过日子。”
作为助理研究员，王林非常忙。“每天几乎都要加班到晚上12点，遇到实验关键节点，通宵是家常便饭，周末也大多在办公室度过。”王林说，工作上怎么辛苦都没问题，只是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匹配，这让人觉得有点委屈。
王林至今对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经历记忆深刻。王林家在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他一路名校读到博士，父母和亲戚朋友们都以他为荣。特别是王林留北京工作后，大家对他这个未来的“科学家”期望值就更高了。
“回家过年，走亲戚会同学，在他们眼里，我这个搞科研的，应该非常高大上，收入也很棒。每当他们谈论这些时，我都碍于面子，不敢说实话，只能敷衍几句后赶紧转移话题。”王林苦笑着说。
尤其让王林感到“刺激”的是，当年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同学，现在的收入都比自己高不少，日子过得很滋润。“我甚至一度怀疑像我这样十年寒窗有什么意义？”
“一旦哪年没争取到课题，我们就只能拿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
在西部地区某研究所工作的郭华今年35岁，是副研究员和课题项目组组长，算是比较有资历的科研人员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一个月能拿到手的钱差不多七八千元。他说这是他们科室副研究员里收入最高的了，有的副研每个月要比他少拿两三千元。
郭华说，现在自己最怕的也是同学聚会，每次回来，情绪都要低落半个多月。
“和我一样博士毕业但选择去了企业的同学，现在年薪基本都在30万元以上，我的工资却还不到他们一半。智商不比别人低，付出不比别人少，科研上我也做得不错，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郭华说。
不仅如此，郭华还要操心他的项目组里人员的收入问题。
他在研究所里是课题项目组组长，课题组目前正式人员有9个，研究生6个，此外还有5个项目聘用人员，加起来总共20个人。
按照当前科研机构普遍的薪酬分配制度，这20人的工资基本都需要从项目组拿到的科研课题经费中支出。
目前，我国高�：涂蒲谢够旧鲜敌腥ぷ侍逑�，即：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基本工资这部分由国家下拨，微薄但较为固定，一般为一两千元。
另外两部分则主要来自承接科研项目的工作收入，这里的科研项目是指国家下拨经费的“纵向课题”和企事业合作单位提供经费的“横向课题”。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科研人员工资收入依赖科研经费的程度太高！就拿我们研究所为例，人员工资的90%都需要从科研经费中支出！据我了解，有的研究所是60%或70%，最少也得占50%。”郭华说，“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有课题经费时我们收入还算过得去，可一旦哪年没争取到课题，我们就只能拿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连过日子都成问题。”
因此，很多科研人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争取科研课题，有时甚至疲于奔命。
郭华说：“我算是挺能争取项目的了，工作8年，基本每年都能争取到项目。去年我就拿到两个项目，总共是200万元经费，今年初又争取到1个100万元的项目，期限是3年时间。再加上我们课题组另外一个副研究员的100万元项目，我们要用这400万元在3年内养活20个人，真是不够用。”
郭华这样描述自己常有的状态：拿到课题之初十分高兴，但没几分钟就会被恐慌取代。“我会想，项目期限到后经费用完了该怎么办，还得赶紧去准备申请新的课题。”
郭华说，更大的担心在于，自己现在还年轻，还能争取到项目，还有个课题组可以依靠。如果年龄大了跑不动项目了该怎么办？工资谁来出？
这些年里，郭华也见过不少科研人员因为争取不到科研项目，收入微�。钪罩荒芾肟蒲懈谖�，另谋生路。
“我们课题组就曾经有一个女科研人员，都已经是研究员了，之前一直也都能拿到项目。前年没拿到项目，开始一年里，她还可以通过向所里借钱来维持自己和课题组其他人员的收入。但所里规定借钱的期限只有一年，一年之后还是没有项目的话就会立即停发岗位津贴和绩效。最终，那个女研究员因为始终没再争取到项目不得不离开了。”郭华叹了口气。
郭华告诉记者，如果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持续下去，他可能到40岁左右就会离开研究所，到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单位比如高校去工作。“周围的很多科研人员最终都选择走了这条路。”
一些被逼无奈的科研人员和机构，会通过倒账等方式把自己该得的报酬“偷”出来
实际上，像王林和郭华这样的经历，不少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都曾遭遇过。
郭华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争取来的项目绝大部分是国家下拨经费的纵向课题。而纵向课题目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相关费用的预算比例过低。
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指出，纵向课题经费大多数只能用来购买仪器设备和支付材料费，以及支付项目组临时人员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正式的科研人员不允许从中支付工资、奖金和加班费。而能够支出的劳务费比例很低，往往在10%—15%。
由于纵向课题没有人头费，大部分科研机构只能用诸如提高收取房租、水电费、试验用地费及材料费等方式，从科研经费中“划拨”出部分经费（管理费），用于发放单位科研人员的工资及各种津补贴。
一些被逼无奈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为了拿到自己该得的劳动报酬，难免会做出一些违规行为，比如通过倒账等方式把自己的报酬“偷”出来。
在此过程中，也会有极个别心术不正的人员钻空子，挪用和贪污科研经费。
面对生活的压力，一些年轻的普通科研人员还不断地争取横向课题和其他渠道的资金，做大量低水平甚至是重复性的研究。
郭华坦陈自己就在外面接了不少横向课题。“说实话，这些课题确实不该是我们这类水平的研究所去做的。可是不这样怎么办？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只能放下身段。真正想做的研究却没法安心去做。”
“这些年我还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如果有一个课题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在申请的时候，大家是抱团申请的。可一旦项目拿到手，这几个人很可能立马有矛盾了。因为课题经费是和工资相关的，每个人都想当课题组的负责人，谁都想从这个科研经费里多获得些收入。”郭华说，这样一来大家往往都不愿意合作了。其实，现在很多项目是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然而，很多人还是想方设法把项目留在自己手里，导致研究无法做深做透。
郭华所在研究所这几年的部门分配和人员变动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早些年，所里一个部门大概都是百十号人，最少的也有五六十人。现在部门分得越来越细，每个部门的人员也越来越少，有一些中心和部门就两三个人。背后的原因就是人摆不平，分歧则往往出在课题经费上。
“其实我觉得，科研人员的收入要是完全跟课题经费不挂钩肯定也不行，因为多劳多得才会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潜力。但这种压力不能变成一个负能量。”郭华说。
科研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内人事费比例，没有一个是低于40%的
王林和郭华都认为，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坚持不懈，需要相对稳定的投入和支持。一方面科学家要有奉献精神，另一方面，生活上也得有充足的保障。没有相对体面的薪资，科研人员再高尚往往也有心无力。
如何让科研人员收入增加，能够更加安心地搞科研呢？调查中，记者听到了三种建议。
一是普遍提高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金额。
二是大幅提高科研经费中人员劳务费的比例，取消正式科研人员不能提取劳务费的限制，建立按劳取酬的机制，并设置相应额度。这样既体现了科研人员的劳动，也限制了其盲目申请经费以获得额外收入的现象。
从国际上看，科研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内人事费比例，没有一个是低于40%的。以英国为例，国家拨款的科研活动中，人员成本一般占项目经费支出的52%左右，最高允许60%。而美国、日本通常分为两部分，首先在科研项目的大项中列支常规人事成本（科研人员工资、福利、补贴、差旅费、培训计划、参与人员奖学金），一般可占科研项目总开支的33%左右；而具体的研究费用（一般占科研项目总开支的50%—60%）内，再根据实际情况列支人事绩效费用（奖金、加班费等），占“研究费用”项下最多可达40%；此外，科研项目总开支中还可列支各种杂费（美国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其成果和专利也属于研究者个人，并且可用国家经费的这项杂费项，进行专利申请所需的顾问费、律师费等）。因此总的来说，美国科研经费内人事费比例实际在50%—65%。日本稍低，但其人事费等合计，也占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的45%—55%。
还有专家建议科研人员享受阳光透明的“年薪制”，这样可以避免科研人员过度依靠科研经费获得收入。“当科研经费的增加或减少，不能对科研人员收入的变化产生决定性影响时，科研经费自然就会被科学家按规矩严格使用，同时科研人员也能安心搞科研。”北京某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徐安说。
